大行善举，可以提升活着的价值一个商人如果只像狼追逐猎物一样去扑向大小利益，这是降低了活着的价值。商人就应当大行善举，以此把利益回报社会，提升自己活着的价值，这样才能使金钱发出光来。胡雪岩一生经商，有一志向就是“上忧国，下忧民”，是他继承了传统商人优秀品格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协理洋务，协助西征是报国；济世善举，善扶贫困之民则是忧民。这是胡雪岩经商性格的又一重要特点。商人以逐利为职业，传统社会据此把商人当作狡诈和悭吝的代名词，甚至在感情世界中，商人也被定格为“重利轻别离”的角色，然而这是偏见。事实上，历代不乏十分重视义利两立的明智经营者，他们用余财热心资助慈善、公益事业，结果往往因此善名远扬，在事业中得到更大的回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范蠡，曾几次散财救济贫贱之交和乡里乡亲，结果范蠡的子孙继承和发展了父辈的事业，财富由千金而至巨万。这是范蠡富而行德的报偿。范蠡以后，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良贾代不乏人，如明清晋、徽两大商帮中的许多人助赈救荒、修桥铺路、捐衣施食、疏渠筑坝、投资兴学，颇有急公好义的美德。要行善举，花钱是必然的。对于商人来说，要行善举树形象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要花的是时候，是地方。“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
胡雪岩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更懂得要显名扬声先得施恩布泽的道理。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古称浙江、渐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梅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兰江、浦阳江、曹娥江。一个多世纪前，杭州江干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逢春秋多雨季节，上游水流湍急、疾驰直下，如离弦之箭，加上海潮从鳖子门涌入，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江潮”。而急流与海潮相遇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还靠渔舟过江，出门还得选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都要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难保不出风险。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10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百年。”
还是让我们看看胡雪岩同时代人的记载吧：太平天国攻浙时任浙江按察使的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1864年（同治三年）条目下写道：义渡一事，是宁绍出入要路，捐钱者必多，前司于长发（统治者对太平军的诬称）未扰时，亦曾捐银千两，各衙门亦皆有捐，交胡（光）墉经管，收复之后，胡（光）墉亦不能置之不办。从这条史料看，钱江义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已开始筹划，而且府署官员多有捐助，并非像有的文章所讲的是胡雪岩独资兴办。当时，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对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入杭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到望江门上岸。而当时的叶种德药店设在望江门直街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街大井巷，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顾客，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上门。对一家商号来说，要在竞争中站稳脚根，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都要具备，但是，如何才能改变这“地利”上的劣势呢？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主意也就拿定了。他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长，江上风浪大，容易出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人改道由鼓楼进城。码头很快就修起来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而且免费过渡，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种德堂的生意随着义渡的开通迅速冷落。真可谓“一石三鸟”之举。据这条材料，胡雪岩开设义渡是出于与杭城另一家著名药号叶种德堂抢顾客、兜生意的需要。对钱江义渡的起因虽然说法不一，但大致还是能勾勒出一个轮廓：在太平天国进军浙江前，地方政府就已将官员捐资交给开钱庄的胡雪岩，筹划义渡之事，只因时局动荡，中间停顿，清军卷土重来后，胡雪岩着手主办此事，并捐有巨款。胡雪岩创设义渡后，临时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开约十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渡须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救援。钱江义渡的开办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而且义渡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需要一提的是，虽然义渡的船只比原来用于渡江的渔舟宽大，方头平底，行驶平稳，但还是全靠人力摇、风力送，逢急流、大潮，往往只好在南北两岸高悬白旌旗，封江停渡。光绪年间，胡雪岩破产后，义渡无法继续维持，浙江旅沪七邑同乡会常务董事之一的俞襄周策动同乡会向社会各界募集基金，接办胡氏义举。俞襄周向上海外商购得小型机轮一艘，用以拖带原有的木质渡船，后来又置办铁壳柴油机轮四艘。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组成义渡局，归省府领导，改民营为官督民办，仍免费过渡。现在的钱江南岸码头是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废墟上重建的，一切设施更加完善。以上只是胡雪岩善举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历年各地有灾荒胡雪岩都踊跃捐赠赈济。山东大水灾，胡雪岩一次就捐出了20万两银子。不但捐钱，而且捐粮食、捐棉衣、捐药品。胡雪岩知道，天灾人祸的时候，每多捐一分钱就多救一条人命，饥民自然饮水思源、感恩戴德，官府也会因为援救及时，对你另眼相看。浙江收复后，胡雪岩谒见左宗棠，报告左已经采置粮食万石，运抵杭州。左宗棠告诉胡雪岩，战火初息，官府财库亏空，恐怕采购粮食的费用一时不能兑现，需要拖欠。胡雪岩听后，马上表示，购粮所垫的10万两银子，全部报效，不用官府再还。这一着使左宗棠大为吃惊，继而感动和佩服，在上奏的折子中称胡雪岩“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语多褒扬，恳请朝廷“破格优奖”。由此可见胡雪岩手段之高超。把天下放在心里大商人的情怀往往是以天下为重，去实现济世的精神。这种博大的性格令人惊叹！胡雪岩一向认为：无论为官为商，都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既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也要为天下黎民着想。否则，为官便是贪官，为商便是奸商，这两种人，都是没什么好结果的。因此，他胸怀济世之精神去经商。自古以来，商人总是为利而奔波，为利者当然免不了使手段、耍聪明。因为“利”之为物，往往不在己，而在他人，或隐匿于物中，尚需发掘。商人们就是要运用自己敏锐的眼光，纵观万事万物，从中发现有可乘之机，然后运筹帷幄，从中渔利。由于有利迷了眼，难免在别的事上就分不清，于是成天凄凄惶惶，极尽投机钻营之能事。中国传统看不起商人，也是许多商人不知自重，只知钻营的结果。时代发展到了胡雪岩这儿，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商人的地位却仍旧没有多大的提高。而胡雪岩虽然是个商人，时人却对他交口称赞，后人也对其景仰不已，其理由何在？当然，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绝不是看重胡雪岩能以钱庄小伙计的身份一跃而成富可敌国的商业家，且数十年雄风不减。真正让人们心服的是胡氏虽身在商界，却能心忧天下。浙江气候适宜，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是我国主要的药材产地之一，浙贝、元胡、白术、白芍、麦冬、玄参、郁金和菊花号称“浙八味”，在杭州城乡都有广泛种植，并以品质优良而为历代皇家御医所采用。由于得天独厚，早在南宋时期，杭州的中医药就已经很发达，当地出产的中药材达70余种，官方设立“惠民和剂药局”，收集医家和民间验方制成丸、散等成药出售，并把药方编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详细罗列主治病症、制剂改革方法。在中国人文传统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被奉为处世为人的良箴，而从医制药以救死扶伤则会赢得社会的普遍敬重。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杭州，或多或少地会受到中医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中外交战此起彼伏，每打完一仗，往往尸积如山，加上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各地瘟疫盛行。1851年（咸丰元年）清代人口超过4亿，比1811年（嘉庆十六年）增长15.3%，年平均增长率为4.7%，但在1875年（光绪元年），人口下降到3.2亿二千万，处于负增长，这与当时的战乱、疫病有关，胡雪岩看在眼里，心中拿定救死扶伤的主意，早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他就已邀请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寄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战乱结束后，“讨取填门，即远省寄书之药者目不暇接”，为“广救于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胡雪岩乱世之中开药店不过是善举，想依此赚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呢？乱世之中，常有瘟疫蔓延，乱兵交结，伤残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或水土不服，以致有病，或风餐露宿，大病缠身，这些都需吃药。然而乱世流离，几个人身上有银两呢？所以造成医者不敢开门行医，因为开门必赔。这些道理胡雪岩岂能不知？只是念及天下黎民的艰辛，纵然赔本，他也乐意，于是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少收钱，无钱白看病、白送药。而且胡雪岩还同湘军、绿营达成协议，军队只要出本钱，然后由他带人去购买原材料，召集名医，配成金创药之类，送到营中。曾国藩知道后，感叹道：“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
对付了太平天国之后，天下士子云集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氏又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因为每年考试期间，许多士子由于连夜奔赴，或临阵磨枪，身心都极度疲乏，往往一下子就病倒了。胡氏此举，乃是有因而为，当然，也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并纷纷托人向胡雪岩致谢。胡雪岩派人答谢道：“不必言谢，诸位乃国之栋梁，胡某岂能不为国着想，尽此绵薄之力。”
也有人说，胡雪岩的这些举动不过是自塑形象，为他自己打广告，事实上，胡氏的这些举动也确实收到这种效果。比如他开药店进行义诊，使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有个“胡善人”；他为军营送药，曾国藩忍不住夸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士子送补品，天下士子都感激他，朝廷也因他的种种举动而赏他二品官衔。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胡雪岩当时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还是因为有了这种举动才带来这种功利的结果，并非我们所讨论的核心。其实，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义利分不清的。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商人，应该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取其一端，因为无论取哪一端，作为商人，他都不是成功的。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胡雪岩便雇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药号”字样的号衣，在水陆码头向下车、登岸的客商、香客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宣传药效，使外地人一到杭州，就知道杭州有家胡庆余堂药号。据说，从1875年到1878年（光绪四年）的3年多时间里，光施送药品一项，就花去胡雪岩10多万两银子。同时，胡庆余堂在《申报》等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印刷了大批《浙杭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分送社会各界。人们的嘴巴是流动的广告，胡雪岩免费所做的善举通过受其惠、见其事的人一传二、二传三而名闻遐迩，终使胡庆余堂尚未开始营业就已名扬四海，这是胡雪岩“长线远鹞”的经营策略。1878年春，大井巷店堂开张以后，上述耗费就以成倍的利润回收了。到1880年（光绪六年），胡庆余堂的资金已达280万两，与北京的百年老店同仁堂分峙南北，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一个不熟悉药业的人终于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行医施药救死扶伤，符合儒家社会一向倡导的“仁道”，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之时已有出将入相的左宗棠做靠山，与清廷各级官吏过从密切，拥资二三千万两以上，被人恭为“活财神”。可见，他创办药号并不完全是为了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件慈善事业来办。由于善名远播，无形之中转化为难以计数的实利。这个道理在现代应该是被许多商人看清了，所以许多大商人往往又是大慈善家，他们到处捐款，救济孤老，兴办学校，受到社会的好评，他们的商业机构或产品也因之受到更多的认可。在胡雪岩的事业中，钱庄、典铺占重头，药业仅是极小一部分，可是后来，他破产身死后，其家人维持生活靠的却是胡庆余堂的招牌股。而且在国事动荡的近代，有多少巨商万贯家财毁于一旦而名姓湮没，如果没有胡庆余堂，很难说胡雪岩的声名是否还能流传至今。这些也算是胡雪岩开药店、行“仁术”的善有善报吧。胡雪岩一生成功掌控商道的智慧，尽现于此，希望对我们有启发作用。一生游刃于商政之间按照性格学的解释：一个人的性格具有二重性，即兼容两种以上的性格特点。胡雪岩经商性格的二重性体现在以神奇的艺术游刃于商、政之间。可以讲，胡雪岩的“奇”是一生经历之“奇”。清代陈代卿在《情节斋文存》中这样评述胡雪岩离奇的一生：“游刃于官与商之间，追逐于时与势之中；品尝了盛衰荣辱之味，尝尽了生死情义之道。”
胡雪岩游刃商界，运用“奇”字，步步为营，节节上升，最终登峰造极，以“红顶商人”名播天下。在封建时代，商人地位低微，所以以富求贵，跻身官场一直是商人的梦想。晚清时，虽然已有人发出“以商立国”、“商为四民之纲”的呐喊，然而，由于传统的惰性作用，迈向近代化的步履还是相当沉重，又因为几千年来代代承袭的官本位思想已成为积淀于人们心中的价值取向，畸变成难以挣脱的怪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举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总商会为例，其总理、协理两人均有中书衔，16个会董中，捐有二品职衔、候选州同衔、都事衔者各1人，试用知府、布政使司理同衔各2人，候选同知、同知衔，候选郎中、员外郎，候选县丞、知事各3人。这说明近代商人仍竞相捐纳报效，想方设法与官僚沾边，以博取荣衔、求得封典来提高自身的地位。与胡雪岩在生意上有合作关系的南浔“四象”（大丝商资财在银洋500万元以上的称“象”，100万以上者为“牛”，10万元以上者叫“狗”）之一的庞云钅曾（1833～1889年）以儿子庞云济（1864～1949年）的名义，向清廷捐献10万两纹银，作为赈捐河南、直隶灾害报效，经李鸿章奏请，赏庞云济为举人，特赏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在清朝，赏穿黄马褂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后代昭木连（1776～1829年）在所著《啸亭杂录》记载黄马褂定制：“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凡巡幸，扈从銮以为观瞻。其他文武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劳中外，上特赐之，以示宠异云。”
可见只有皇帝身边的侍卫扈从和立有卓著功勋的文武大臣才有资格赏穿黄马褂。即使是驰骋疆场大半辈子的左宗棠也是在53岁那年，即1864年（同治三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浙江省城杭州之后才被赏穿黄马褂的。况且黄马褂一向是由皇帝主动特旨赏赐的，哪有臣下指名讨赏的道理。但左宗棠为了胡雪岩的缘故，一不怕碰钉子，二煞费苦心做文章。他开始打算在赈案内保举胡，经与陕甘总督谭钟麟商议，觉得纵然获皇帝特旨谕允，也难过部验一关，于是，在1878年3月26日（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左宗棠上疏请求皇帝饬令吏、兵两部于陕甘、新疆保案从宽核议。第二天，他又写信给谭钟麟，其中提道：“即以时务言之，陇事艰难甲诸行者，部章概以一律，亦实未协也……胡雪岩为弟处倚赖最久、出力最多之员，本为朝廷所洞悉，上年承办洋款赡我饥军，复慨出重赀恤兹异患，弟代乞恩施破格本属有词，非寻常所能援以为例……如尊意以陕赈须由陕西具奏，则但叙雪岩捐数之多，统由左某并案请奖，亦似可行。”
4月12日（三月初十日），左宗棠又写信给谭钟麟，说：“实则筹饷之劳唯雪岩最久最卓，本非他人所能援照，部中亦无能挑剔也。”
10天以后，左在给谭钟麟的信中指出：尽管黄马褂非战功卓著者不敢妄请，但它大致依照花翎的章法，胡雪岩既然已得花翎，已类似战功之赏，而且他对全国各地水旱灾害赈捐达二十万，谁能比得上？由此左认为替胡雪岩奏请黄马褂似亦并不为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左宗棠终于在1878年5月15日（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郑重地上奏了《道员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片》，除记述胡雪岩办理上海采运局务、购枪借款、转运输将、力助西征的劳绩，还长篇累牍地罗列了胡雪岩对陕西、甘肃、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灾民的赈捐，估计数额达20万内外，“又历年捐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左宗棠在奏件中还发誓：“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
这样，胡雪岩既有军功，又有善举，还有被朝廷倚为股肱重臣的左宗棠的担保，清廷果然批准给胡雪岩穿黄马褂，皇帝还赐允他在紫禁城骑马。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也得以大起门楼，连浙江巡抚到胡家，也要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品秩只是正二品。乾隆时期的盐商曾因巨额报效而获红顶，但像胡雪岩这样既有红顶子又穿黄马褂，享有破天荒殊荣的却是绝无仅有，难怪这位特殊的官商被人称为“异类”。胡雪岩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既有官的荣耀，又有商的实惠。他借助官衔来抬高身价，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为政要看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是当今社会的一句流行语。不管此语的语寓与目的如何，却道出了胡雪岩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兼反映了胡雪岩在当代社会的历史影响。作为19世纪下半叶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胡雪岩有着离奇缤纷的生命历程。他生逢乱世，借助权贵、政要之势，营造了亿万贯家财，在太平天国运动时，他纳粟助赈，为清朝政府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兴起后，他延洋匠、引设备，颇有功绩；在左宗棠挥戈西征时，他筹粮械、借洋款，功劳不微。几经周折，他终于从一个钱庄的小伙计暴发成为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之后，他从容流转于红顶子、黄马褂、生意经之间。营造了以钱庄、当铺为网点，覆盖全国的金融行当，并兼营了知名品牌药店——“胡庆余堂”。晚年则因洋商排挤、朝廷权贵打杀，终成钦定罪犯，遭抄家籍产，郁郁而终。“胡雪岩，商贾中奇男子也，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
这是左宗棠在奏折中的一句话。奇，有“独特”、“特别”、“罕见”、“与众不同”、“重要”之意。这个“奇”字纵览了胡雪岩之一生，真实、贴切地反映了胡雪岩之特点。真可谓概括之精妙。胡雪岩的一生的确是极为奇特复杂的一生，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商人经营、发达的浓缩，更兼终结了旧式的传统商人，开启了中国新式商人的先路。所以，鲁迅先生称他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最后”有三层含义：一是“集大成者”；二是“承前启后”；三是“不再出现”。这一定位恰恰又体现了胡雪岩在商业史上地位的特殊性，这又是一“奇”。就个人的价值实现层面来看，胡雪岩一生中体味到了正二品“红顶商人”、家财亿贯的极盛极荣，又品尝到了家败世衰、家破人亡的极衰极辱。这样大反差的经历集于一人，在历史上也属少见。就个人情感上而言，无论是友情、爱情与亲情，其间的虚伪、欺骗与狡诈，真挚、诚实与倾心，都在胡雪岩一人情感心路中影印出来。胡雪岩的创业、发达也乃一“奇”。创业之“奇”一在“快”，胡雪岩在短短的10年间，就从一个地位卑微、一贫如洗的店员发迹到富甲天下的豪贾。二在其白手起家。而恰恰又是这两点迎合了广大创业者的胃口，给那些渴望成功之人以勇气与希望。“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
当然，胡雪岩创业发达之“奇”，也必然有赖于他所处的时代之“奇”。我们都知道，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既有内忧外患频仍交袭的创痛，又有新潮激荡、网罗打破的感奋。这是一个忧患与希望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的时代，而他正是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中把握住了机遇，成就了一代巨贾。这也是一个剧变激烈、震荡翻天的时代，也正是这样一个起伏巨大、跌宕冗起的环境，才使得胡氏有如此巨大的起伏。如果说时代之“奇”是“机遇”，是“天助”的话，那么，谋略之“奇”则是胡雪岩自身所具备的善抓机遇的本质与能力，是“自助”。浸于几千年中国传统谋略之中的胡雪岩，可谓将古代谋略充分地运用于生意场上，并对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手法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与提升。连环计、双面手法、美人计；营销、扬名、借势、用人、用情、用义等等皆见于其一生之中。活动方式之“奇”也映现了胡雪岩一生的特点。胡雪岩的时代恰好是一个新旧、东西接触博弈的时代，这导致了胡雪岩一生的活动方式也是一个新旧、东西交合的形态。办钱庄与贩军火，买卖商品与做期货，凡是可能做的，凡是他知道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他都做。也许正是他这种包容新旧、中西，在当时属于创新性的经营活动方式，才促使了他的成功。这在当时来说，也不得不说是一“奇”。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胡雪岩的性格之“奇”，给胡雪岩充分施展才能提供了一套应对方法，什么事在他手上都不成为事，什么人在他面前都成可用之人。△胡氏克己性格之解密（一）商战中以和为贵胡雪岩力主经商以和为贵，所以不去挣与同行结怨的钱。为什么呢？商战贵在一争，但有时又是以和为贵。这种“和”是以大家都获利为前提的，如果一直无休止地争下去，错过时机，谁都无利可图。韩非子下面所说的寓言故事说明了这一道理：商场之事，有争有和，从争到和，从和到争，争无必和，和无必争。一头猪身上的两只虱子在争吵，另一只虱子路过就问：“你们为什么要争吵？你们难道不担心腊祭即将到来，猪将被杀掉吗？到时你们将连猪毛一起烧掉，你们为什么要争夺眼前小利呢？”
于是，三只虱子团结一致，猛叮这头猪，大食其血。猪渐渐消瘦下去，主人因此而没有杀这头猪。在现代商战中，竞争是难免的，但又不是唯有竞争，有时在谋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商业竞争对手不妨走到一起来，大家坦诚协商，共同发展。目前的企业合并，组建集团，取长补短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正是这种思路吗？日本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宪法《十七条》出现于公元600年左右，该宪法的第一条即为“和为贵”。到如今，“和”已经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最主要的内容。日本企业“和”的文化表现在总经理与职工的融洽关系上。总经理没有一厂之长的派头，而是经常深入基层，与工人谈心和开玩笑。总经理的谈话，是事先准备好的。例如，遇到一个工人，又遇到一个“管工”（类似于工头），总经理就拿管工开玩笑，说他怕太太，或者说，管工睡得太晚，今天显然还未洗澡，就匆忙返工等等。总经理几乎天天要和工人交谈一段时间，哪有那么多的话柄呢？原来，每天晚上，管工都要到总经理家中去一次，把自己的生活缺点提出来，叫总经理明天到车间来取笑自己。同时，管工也向总经理提供工人的秘密，例如某女工最近有男友，每天下班都到公园去。总经理就会对女工人说：我在公园看见了你们。女工听了以后自然惊喜不已，庆幸总经理能这样注意她。另外，日本的经理还要能熟记每一个工人名字，并且记下他们的家属的情况，如遇到结婚纪念日等喜庆之事，公司还会寄去礼物。用这样的方法，就使得整个工厂气氛和睦，如同一家。△胡氏克己性格之解密（二）关心别人，等于关心自己胡雪岩做人，以善行天下，因为他明白——关心别人，等于关心自己。这是做人有爱的回报法则。的确，做人必须有爱心，否则无异于“冷血动物”。一个人如果善于爱别人，那么这是他活着的一种积极心态的最佳表现，可以美名天下。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赢得美名，必须多一份爱心，做关爱之人。爱心就是关怀、给予、分享、牺牲。爱人者人爱，爱心永远不会孤独寂寞。无私的奉献，必结出来丰硕的成果。因为你的关怀付出使人们更有价值，人们也会给予你丰厚的报答。美国19世纪哲学家、诗人拉尔夫·爱默生说：“人生最美好的补偿之一，就是在人们需要爱时给与充分的关爱。”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每天都面临天堂或地狱的生活：当我们懂得付出、帮助、爱、分享，我们就生活在天堂；若只为自己，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实质就等于生活在地狱里。地狱和天堂，就在自己的心里。人际关系的黄金定律是：你关爱别人的时候，就等于别人关爱你。你关爱5个人，5个人就可能关爱你。爱心，是人性乐善好施的表现，大凡成功的人士，他们都有着这美好的一面：松下幸之助不仅是实业家，又是慈善家，他乐善好施，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财富与荣誉是社会给我的，我一定要回报社会，以实现我感恩图报的理想。”
松下一生从事了大量重要的慈善活动：1961年3月，捐赠2亿元作为松下电器员工福利基金。1964年2月，捐资在大阪站前修筑立交桥一座。1968年5月，鉴于交通事故的激增，在公司创业50周年之际，捐献50亿元作为“防止儿童交通事故对策基金”。1968年5月，为发展人口稀疏地区的产业，松下电器在人口稀少的鹿儿岛开设工厂。1970年，在大阪举办万国博览会期间，松下电器与《每日新闻》合作，展出“时代之舱”（所谓时代之舱，是把1970年人类文化的2098件物品及纪录，装入特殊的金容器中埋入地下，把现代文明留给5000年后的人类）。1973年7月，辞去董事长改任顾问之时，捐款50亿元给日本政府。1976年，PHP研究所创立30周年之际，松下电器投资70亿元建立为日本培养21世纪人才的松下政经塾。1980年，松下电器与松下各捐50亿元设立教育基金。自古“行善积德流芳百世，多损好恶遗臭万年”。松下一生累资财无数，他总是乐善好施，多行善事，为后人所称道。作为“华人首富”，李嘉诚于1979年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当日，在潮州市政府举行的茶话会上，李嘉诚说出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我是1939年潮州沦陷的时候随家人离开家乡的，至今已经有整整40年了。4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乡的土壤，虽然一路上我给自己做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僻远的家乡与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绝对没想到距离会是这么大。就在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我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说话，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说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回港后，李嘉诚与家乡飞鸿不断。他在信中恳切道：“乡中或有若何有助于桑梓福利等，我甚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领导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此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告。”
“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以为荣的。”
“本人捐赠绝不涉及名利，纯为稍尽个人绵力。”
……1980年间，李嘉诚捐资2200万港元，用于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大大改善了潮州医疗条件。其后，李嘉诚积极响应市政府发起的募捐兴建韩江大桥活动。李嘉诚捐款450万港元，名列榜首，庄静庵（其舅父、岳父）居其二，陈伟南（香港屏山集团**，饲料大王）列第三。共集善款5950万人民币。大桥于1985年奠基，1989年竣工。在大桥东侧笔架山，有一座韩江大桥纪念馆，在捐资芳名榜中，李嘉诚彩色大照位于正中。李嘉诚还多次捐善款，资助家乡有关部门设立医疗、体育、教育的研究与奖励基金会，每笔数额10—150万港元不等。李嘉诚的善行远远超出了他的潮州老家。1984年，他向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捐赠100万港元；1991年，他又捐出500万港元，并表示在1992年至1996年间，陆续捐赠6000万港元。1987年，他向中国孔子基金会捐款50万港元，用于赞助儒学研究，该基金会在山东曲阜为李嘉诚树碑立传。1988年，他给北京炎黄艺术馆捐款100万港元。同年，捐200万港元资助汕头市兴建潮汕体育馆。1989年，捐赠1000万港元，支持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1991年7月12日早晨，李嘉诚边用早餐，边听广播，惊悉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他立即以第一时间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四大公司名义捐出5000万港元赈灾。同时倡议全港市民掀起救灾热潮。数日后，汕头遭遇强台风灾害，李嘉诚又以个人名义捐500万港元予汕头市政府。独资兴办汕头大学，更是李嘉诚在祖国义举的一块丰碑。从1979年至今，他捐出的款额逾12亿港元。抛开功利而言，善行义举显示了李嘉诚崇高的做人品格。从商业角度看，李嘉诚的善举是他商业活动中的无形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无形资产要比有形资产更昂贵更具价值。也许有人会说，“松下幸之助正因为是松下幸之助，李嘉诚正因为是李嘉诚，所以才能把财富奉献于人，而我是一贫如洗，怎么可能这样做呢？”
这个问题最为常见。实际上，关爱别人，并不是完全依靠损献财富，还可以捐献精神。只要你心中有别人，你就会在别人身处困境时去关爱别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永远不会把别人当成关爱之人，反而会想尽一切办法从别人身上榨取利润。因此，你在做人时，是否关爱别人，关键还看你是否愿意去做和怎么做？除此而外，都是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