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147面二十公里延伸大范围有雾，能见度一公里，延迟起飞。”

“南航147收到，延迟起飞。”

“现在雾太大，管制不放飞。”

我对还在吸烟的毛森说道“再点一根，估计还得个二十分钟雾才能散。”

毛毛细雨开始在海面翻涌，身旁的国旗被潮湿的雨雾牢牢的盖在旗杆上，一动不动，钻井平台在海浪的裹挟下轻轻的摇晃着，大雾飘满了沸腾的海面，裹挟着雨丝敲打在铁皮上哗哗作响。

“冷死了，我去把雨衣穿上。”

毛森抖了抖手里被打湿的烟蒂，打了个哆嗦说。

二十分钟后，海上弥漫的大雾开始散去，管制批准了我们起飞的许可，离开的特警中队长也带着队伍返回，他们还用担架抬着几个人，那些人身上的衣服不少被鲜血染红，有的人看上去奄奄一息，有的人还在不断抽搐。

特警们把沾血的布和袋子全扔进了海里，有几个担架上的病人也很是狂躁，就像狂犬病一样不停的咬合着，染血的牙齿被咬的喀喀作响，不停的朝着周围的空气撕咬着，喉咙里发出浑浊不清的呼呼声。

“走吧。”

特警的中队长淡淡的对我说“我们的事办完了。”

我盯着后舱里的人，有些紧张的问“这什么情况？”

“不用管，我的人能处理好的。”

旋翼的咆哮压倒了一切声音，我听不到后舱那些人的低吼，昏暗的天空里飞舞着雨丝，海面洋溢着压抑的灰色，直升机在湛江落地后，几辆警车围了上来，几个特警抬着被防水布盖住的担架匆匆忙忙的下了飞机，钻进了一辆救护车，在瓢泼大雨里飞一样的开走了。

“靠，又弄一地板血。”

我听到毛森的抱怨，回过头来，机舱地板躺满了黑红色的血迹，嘉琳无奈的看着我，双手一摊说“那担架上家伙不停的吐血，弄这一地，还在那不停的挣扎。”

“那货还活着吗？”

“应该吧，我看被抬下去的时候还在那动呢。”

我点点头，对赶来的机务道“辛苦，左前风挡感觉密封条有点松动，麻烦看看。”

不安与压抑占据了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总感觉喘不上气来，仿佛有人坐在后排用绳子死命勒着我的喉咙，雨点打在车上，我的心情总好不起来。

“赵先，你们机组放一周的假，带薪。”

机队领导突然发来在平时让我万分振奋的消息。

“怎么了，最近有特殊活动吗？”

我有些不安的问。

“没事，出去转转，好好休息。”

越是轻松的保证越让我觉得紧张。

一个在国航上班的老同学联系了我，他在北京受邀参加了一个国内航司安全研讨会，邀请我一起参与，本来对开会并没什么兴趣，但一听说会请客吃饭我就决定动身了。

近期的高铁也是人满为患，孩子的吵闹声和手机短视频外放声此起彼伏，我厌烦的在座椅里翻着身子，默默祈求高铁快些到站。

北京西站还是一如既往的繁华，人满为患的出站口，老同学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

“辛苦了，辛苦了，一路过来不容易啊。”

老吴从我手里接过提兜。

“哎呀，车上那小孩吵死我了。”

我敲了敲昏昏沉沉的脑袋说“精神恍惚了一路。”

“走走走，吃饭，位置都订好了。”

我在蒙顿航校的同期老同学，吴新，以前在空军轰炸机部队服役，年龄比我大了快十岁，在国航当航线教员，混的比我好多了。

吴新带我走向一辆银灰色的普瑞维亚，拉开滑动门把提兜仍在后排，一下跳了上去。

“你一人开这么大的车？”

“不是，我徒弟的，上来吧。”

一个年轻人坐在驾驶座上玩着手机，见我上来后向我点点头，友好的笑了笑。

“这就是，额，我同学，南航的赵先机长。”

吴新半不正经的向年轻人介绍道

年轻人很是帅气开朗，点点头，非常恭敬的向我伸出手“您好您好”

“这是高立杰，我徒弟，我一个机组的。”

吴新熟练的放倒椅背，然后慵懒的说“走走走，东来顺，早就想吃涮肉了。”

“这个点市里有点堵。”

高立杰说着发动了车子，开出了机场。

航司安全会议无聊而漫长，我和老吴坐在柔软的皮椅里昏昏欲睡，拿着笔装模作样的在记事本上划着什么。

之后的饭局也比较商务，很多个航司的飞行员聚在一个豪华包间里围着一桌菜聊来聊去，看得出老吴并不怎么喜欢这种环境，他一杯杯的喝着酒，盯着桌上已经发冷的菜出神。他的徒弟高立杰也是一幅毫无兴趣的样子。

突然，饭桌上尴尬的话题突然停了，一个飞行员清了清嗓子，用犹豫的声音说道“额…各位，听说最近重庆的事了吗？”

“什么？”

“重庆的传染病，啊，最近搞得那防疫要求很严的哪个？”

马上有人接住了话头。

“啊，对的对的。”

引起话头的那个飞行员清了清嗓子，用不大的声音说道“我是川航的，最近飞川渝线的同事都反映航线上有的乘客跟得了狂犬病一样，见人就咬，搞得空警都用上枪了。”

“啊，哪有那么严重啊，喝多了闹事吧？老宋你别在那胡扯了，来来吃菜。”

其他的飞行员用不相信的语气接话。

“不是，我亲眼见的，那次飞重庆到珠海，我加机组，飞机上就有个乘客闹事乱咬人，空警拿电棍电他都不管用，拿甩棍把腿都打断了还能在那爬，就跟那玩意僵尸似的，根本不知道疼。”

我好像被电了一下，一个激灵从手机上抬起头来，这飞行员描述的情景怎么这般似曾相识？

‘僵尸？扯远了老宋，那家伙估计是喝多了，保不齐是吸毒了不知道疼，咱们之前又不是没处置过。”

“他说的，可是真的？”

老吴给我手机发来微信“我怎么看你状态不对？”

我抬头看向他，他正用凝重的眼神望着我，轻轻摇了摇头，指了指手机。

“你是不是有类似的经历？”

他又发来消息

“是。”

“一会散了再说。”

去往机场的路上，老吴终于忍不住向我问道“啥情况？最近怎么大家都在聊这个？”

“你们也知道？”

“我跟高立杰也见过，在美国，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不知道疼，乱咬人，受重伤还能走……”

“我有个同事，她在美警的朋友给她发过一段录像，就是那种打不死的人，他们受很重的伤还能走，甚至中枪了还能站起来。”

高立杰接过了话头，说了起来“而且那边的新闻都是医院接收了很多疑似狂犬病例患者，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国内消息不畅，我们不知道重庆那边的事。”

“我有个同事在川航，回头找他问问。”

老吴忧心忡忡的向我点点头“老赵啊，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啊。”

傍晚的北京脱下了艳丽的彩霞，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繁华的光斑交织而成的一网纱，华灯初上，茂密的车流和耸立的灯光点燃了即将沉浸在黑暗中的北京，对向的车灯略过车里，锃亮的路灯冲刷着被车灯一遍遍洗涤的柏油马路，只能听到轮胎摩擦路面的嗡嗡声在四周作响。

心事重重的告别了吴新和高立杰，我站在候机楼门口长出一口气，假期并没给我带来愉悦与放松，反而加剧了我不安的猜想，而当我在登机口看到戴着口罩和护目镜巡逻的武警和安检人员时，我的心情一下沉到了谷底。

“离我这么近了吗？”

我无力的想着，递上了登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