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重点，抓重点，就会有所获有些商人什么都想要，结果什么都没捞着，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这就叫“驼子跌跟头。”

曾有这样一句话，说的是“驼子跌跟头，两头落空”，是指做事没有轻重缓急，几件事平均用力，反倒一件事也没能做好。“驼子跌跟头”，自然是不智之举。因此，胡雪岩有“找重点、抓重点”的性格，并且谋算到位，令人佩服。郁四的独生儿子阿虎暴病而亡，胡雪岩得到消息，立即在百忙之中赶往湖州，才知道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原来阿虎还有个姐姐阿兰，这阿兰年近30，本就是十分厉害的角色，而她的丈夫是一个刑房书办的儿子，子袭父业做了书办，书办本是厉害的角色，这对夫妇凑到一起，能够造些什么麻烦，也就可想而知了。阿兰见弟弟死了，娘家没有可以承续香火的人，就思谋着回到娘家夺家产，终日在娘家闹腾。独生儿子暴死，郁四本就痛不欲生，加上女儿这一存心不正闹腾，更使他万念俱灰，以至整日在家里“孵”着，连历来“世袭罔替”父子相承户房书办的差事，也不想再做下去了。郁四是胡雪岩在湖州做生丝生意和代理湖州府库的托靠，也是他交情已经相当深的江湖朋友。无论是就生意而言，还是就个人感情及胡雪岩的为人性情而言，胡雪岩都不能不管这桩“闲事”。他不能看着郁四就此消沉，但对于胡雪岩来说，要管这桩闲事，确实又有困难。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确实没有时间管。胡雪岩知道，要把这桩闲事理清楚，3天功夫一定来不及，即使再加上一两天，也未必料理得好。之所以计划来湖州只待3天，是因为上海、杭州方面事情不能耽搁，生丝销洋庄正在洽谈之中，买好的军火正待启运，许多具体操作上的事都要他去拿主意。杭州方面，则主要是钱庄生意刚刚开张不久，发行官票，代理藩库，虽然起点不错，自己选择的钱庄档手刘庆生人也不错，但毕竟事业刚刚起步，刘庆生也太年轻，有些事情无论如何还得自己照应。一方面是郁四的事情于情于理都不能丢开不管，另一方面杭州、上海方面的生意耽误不得，这不能不让胡雪岩大费踌躇，如处理不好，就会“驼子跌跟头，两头落空”。面对这一难题，胡雪岩的处理方法，似乎也很简单。经过短暂的踌躇之后，他很快决定留下来，先帮忙料理好郁四的家事。如此决定，理由有三：第一，郁四的事也是大事，且比较而言，它比上海、杭州方面的事情更大，因为连着朋友的情分，关系到湖州的生意，还因它比上海、杭州方面的事情都急。上海、杭州方面的生意毕竟已经有了大致的计划，运作上也有了大致的眉目。第二，这里的事情如没有自己的运作，将很难圆满解决，而上海已有古应春、尤老五打点，杭州有刘庆生在照应，他们都有相当的能力，只要不出意外，一般说来也不会发生什么不可收拾的大事。第三，自己本来就已经到了湖州，不如索性多花一点时间将这里的事情解决好。耽搁下来，以后再来处理，多费一道周折不说，还有可能错过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凭空增添许多麻烦。而此时自己反正不在上海、杭州，那里的事情想管也管不了。由此，胡雪岩也就毫不费力地避免了“驼子跌跟头”。胡雪岩确实特别注意不做“驼子跌跟头”的事。面临彻底破产最后关头，这一点也是他处理事情的一条重要原则。比如官府将要查封他家产的时候，螺蛳太太想要为他匿下一些财产，做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她甚至将方便转移金银细软的包裹装箱，连帮忙带出的人都找好了，但胡雪岩坚决不同意。之所以如此，当然有他的“杭铁头”的性情在起作用，但不能“驼子跌跟头”，实际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胡雪岩看来，采取这种手段为自己留下资本，就如赌场赖账，赌本是留住了，名声却臭了。从此连赌场的门都进不去了，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去东山再起？既无法东山再起，又坏了名声，这岂不是“驼子跌跟头”？与其如此“驼子跌跟头”，还不如留下一个好名声。归纳起来，胡雪岩避免“驼子跌跟头”的考虑，其实关键也就是两点：首先，当处于两难甚至多难的境遇的时候，要分出孰轻孰重，孰缓孰急。在做选择的时候，较轻的事情、可以缓一缓的事情当然是先丢开再说，人人都知捡芝麻而把西瓜丢掉了极不明智；其次，要行事果断，不能优柔寡断。特别是两件事一时难以分轻重缓急、又难以两全的时候，这一点尤其重要，因这个时候，当事人最容易犹豫不决。其实，想一想，我们就会明白。反正两件事都重要，那么，你不管做哪件事都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既然不能两全，那就索性放弃，全力做好一件事，至少做成一件总比在犹豫中两件事都耽误，或者两件都做而两件事都做不好要划算得多。不与人拼争，你就成不了强者在生意场上，与人拼争的性格，是从内部强化自己实力的一种过招手段。胡雪岩经商中有一个精彩的地方就是与洋人过招，他敢于与人拼争，性格极为倔强，为的是争回一口气。中国两千多年长期而稳定封闭的封建社会，形成了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把外国人称为“夷人”，加以贬低和排斥。胡雪岩是一个商人，思之所及，首先考虑到的是利益。由于他生活在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所以他个人的利益又常常与民族的利益分不开，尤其是当他同洋人做生意时。江南是蚕桑业发达的地区，在外国势力未入侵之前，一般都是手工染丝业，由当地一些小手工作坊加工。因此，与蚕桑业有关系的人数以万计，一旦市场出现什么风波，往往就会使无数家庭破产，沦为难民，背井离乡，流落四方。清政府对江南尤其是江浙一带的蚕桑业起初是有保护政策的，禁止垄断，哄抬价格，或贱价收购，所以江浙一带桑蚕业一直发展得很好。然而洋人的势力一侵入中国，形势就变了。西方的机器工业生产效率远远强于中国的手工作坊，而且质量也强于传统的手工技术水准。洋人先是大量地收购生丝，然后把生丝运回国内，这使得江浙一带的手工作坊没有生产原料，因而不得不关门大吉。在许多手工作坊纷纷倒闭之后，西方的商贸势力就控制了蚕桑业市场，他们肆意压低生丝的价格。刚出的生丝如果没有特殊的保护措施，不到一个月便会由雪白变成土黄，从而分文不值。那些分散的蚕农看着刚出的雪白的生丝，根本不敢久留，而且蚕桑业一直是江南一些地区的主要农业，维系着千家万户的命运。如果丝质变坏，洋人拒收，那么这些蚕农一年的工夫就化为泡影，所以，虽然洋人把价压得十分低，但无数蚕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还是乖乖地把生丝送往那些洋人设的收购点。胡雪岩在浙江多年，对蚕桑业中间的名堂看得十分清楚。他一直想在蚕桑业中分一杯羹，却苦无资金，所以先安下心来办钱庄，拉政府部门关系。很快，资金雄厚了，于是，他开始涉足他梦寐以求的蚕桑业了。他以浙江巡抚的名义在乡下收购生丝，而且价格高于以往洋人的收购价格，这对那些久受洋人摆弄的蚕农来说，无疑是个天大喜讯，纷纷把生丝卖给胡雪岩。然而以胡雪岩一人的资本，何以能够收购完浙江一省的生丝？于是胡雪岩想了个主意，由浙江巡抚牵头，成立蚕丝总商会，商会成员都是浙江的大富翁、乡绅、告老还乡的官僚等等，这些富翁们如果愿意出钱，则出钱，不出钱，则提供担保。向谁提供呢？向那些蚕农。胡雪岩向那些前来卖生丝的蚕农们讲明：“我们先付你一部分钱，另外一部分我出具欠条。这个欠条由蚕桑商会担保，而且加盖浙江巡抚的官印。这部分钱一般等到秋天就付给你们，而且还付有利息。”

胡氏这一手确实厉害，洋人一下子慌了神。西方许多国家，尤其是英国，他们的丝厂都依赖中国丝源。胡雪岩把丝源垄断起来后，使他们国内许多丝厂“无米下锅”，纷纷告急。外国洋务商办于是都跑来找胡雪岩，要求把生丝卖给他们，哪怕价格高一点也无所谓。然而这时胡雪岩的报价已不是高一点的问题，几乎要比以往的生丝收购价高出一倍，洋商一听各自摇头。洋商转而进行密谋，通过他们的洋务代表进京贿赂京中一些高官，希望他们能制止浙江巡抚参与商业行为。然而胡雪岩早有预料，他开始就说服浙江巡抚王有龄上一道奏章，道：“江南丝业，其利已为洋人剥夺殆尽，富可敌国之江南大户，于今所余无几……民无利则国无利，民心不稳，则国基不牢。鉴此，本府痛下决心，力矫蚕桑弊病。兹有商贾胡雪岩者，忠心报国……”奏章把自己的行为大大吹嘘了一通，同时对洋商给政府经济带来的伤害也作出了准确的剖析。所以奏章一到京中，许多大臣都认为有理，并上奏皇上，希望另外的省份也效法浙江。情况如此之盛，那些受纳外国洋务代表贿赂的高官们不敢贸然行事，加之指责浙江巡抚的证据也不够，靠皇帝下令制止胡雪岩的大胆举动明显是毫无效果的。此计不成，洋商们又生一计，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的生丝他们坚决不收，即便是压低价卖给他们，而其他省份的生丝他们大量收购，收购价也高，并且可以当场付清银两。这种举动对胡雪岩无疑是致命一击，如果洋商真的从别的省份收到足够的生丝，哪怕只够维持一个月的生产，对胡雪岩来说，也是不敢想象其后果的。自己不能加工，收购生丝又占用大量资金，而且生丝也不宜久放，否则质量会变坏，这一切把胡大老板的头快搅昏了。好个胡雪岩，事到关键时刻，仍然能够气定神闲，他马上乘船，赶往上海。胡雪岩到了上海之后，首先拜访了上海名宿陈正心。陈正心国学深厚家财万贯，而且为人豪放，善济人之难，有“小宋江”之称，在上海颇有影响。胡雪岩通过陈正心广发请帖，召集上海各丝行老板，并不让胡雪岩出面，而是就浙江胡雪岩的做法征询众商行老板的意思。一石击起千层浪，各商行老板抱怨个不停，纷纷埋怨洋人贪得无厌，而恨上海没有胡雪岩似的人物，后来便有人提议由陈正心出来领导大家一块对付洋人。只要大家一条心，联合起来，把生丝压一段时间，洋人的厂没米下锅，那么生丝的价肯定会上去。几天过后，上海的丝行老板一致要求洋人提价，他们对洋人道：胡雪岩已经答应出高价收购他们的生丝。洋人这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们还私下想分化拉拢，对某些商行许诺以高价，然而却遭到拒绝。那些商行的老板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私下把丝卖给洋商，他们会受到同行的谴责，而且背上卖国的恶名，也会得罪上海的陈正心，他在上海可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洋商们知道事情除了同胡雪岩当面商谈之外，其他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加之国内生产厂家的告急电报雪片般地飞来，使他们不得不给胡雪岩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胡氏办洋务，从来讲求激发人的民族感。他一向认为，同洋人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要不得：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茹毛饮血，未经开化；一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岂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中国封闭了许多年，养成自高自大的恶习，在文化上，崇古、崇孔，往往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无比高大，而对外面的文化、习俗却不能接受。既不求同，也不存异，见着异端就一棍子打死。胡雪岩无疑属于那个时代极有远见的人，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盲目崇古，拘泥于礼法，不知变通。胡雪岩自幼在钱庄长大，没读过多少书，反而能够看得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从而随潮流而变。由于胡雪岩采取“假借洋人之用”的务实态度，他的这种商业行为令人赞赏。△胡氏善算性格之解密（一）盯住市场变化，出手恰到好处胡雪岩推崇经商智谋，强调做生意不可草率行事，否则就会失手。也就是说经商者应当学会算人之未算，这样才能稳操胜券。其理也适合于当今。如果经营者在决策中能够做到视野开阔，胸怀全局，全面比较，综合分析，必将找出最佳的方案，从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日本任天堂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1889年的一间小作坊，在创业后的90多年里，主要生产纸牌、扑克牌、麻将、象棋等极普通简单的休闲娱乐品，一直是手工作坊式的小本经营，默默无闻。公司社长山内博掌管任天堂后，面对无前途的企业，一直寻机转舵离开此行。1964年，东京成功地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大批量生产带动了大批量消费，人们的娱乐需求也更加丰富多彩，扑克牌已难以满足娱乐需求市场，这为任天堂公司转型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在电子技术推动下，1975年日本掀起了电子热，电子游戏业也随之兴起。娱乐产品的各厂家争先恐后地投下巨资，抢占市场。但好景不长，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刚刚起步的电子游戏机市场陷入萧条。坚信电子游戏业的光辉未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任天堂决定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在挑战中奋进。于是，公司冒着风险，再次投资，向电子游戏业发起冲击。任天堂公司认识到，日本电子游戏业市场是群雄混战，竞争激烈，若想称雄于电子游戏界，还必须独辟蹊径，不断创新。通过对娱乐市场的透彻分析，山内博发现：1．娱乐商品的生命周期极为短暂，所以必须不懈地努力，不断开发新产品。而开发和决定投入市场的新娱乐商品，不能换汤不换药，务必使它的娱乐性能高于同类老商品。2．娱乐需求分金钱消费与时间消费，花钱少的娱乐消费具有强大的市场生命力和广泛需求，是发展方向。3．电子游戏业做为新兴的科技型娱乐产业，是电子产业同闲暇娱乐业相结合的产物，既能充分发挥电子业的优势，又能充分满足人们多层次的娱乐需求。4．电子游戏业同传统娱乐业的区别就在于消费的配套性：硬件是其基础，没有硬件的普及，再好的软件也无所作为；但若没有软件的不断推陈出新，硬件也缺乏吸引力。硬件和软件的销售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制约。5．此时的日本电子游戏市场上，所有游戏软件都依附于计算机，大型专业游戏机等价格昂贵的硬件，花费较大。而且，这些硬件要像电视机一样普及到家庭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电子游戏业还是需要耗费较多金钱的一种娱乐消费，难以普及。通过以上分析，山内博敏锐地认识到，花钱少的娱乐消费是娱乐需求的一个市场缝隙，是电子游戏业尚未被识别的发展契机。1981年，个人电脑在日本开始普及。当时的报刊上，常有分析、预测个人电脑市场的文章。分析使用情况时，发现大部分用来玩游戏，一般厂商纷纷投入“远景看好”的个人电脑生意，而山内博却非常重视“大部分用来玩游戏”所包含的重要信息。他认为，如果不考虑电脑的其他功能，而制造一种专门用于游戏的简易电脑，岂不更妙？山内博决心放手一搏，任天堂将尽全力研制电脑游戏机软硬件。鉴于公司在硬件开发方面起步较晚，无竞争优势，家用游戏机开发出来后，并不立即投放市场，而是冷静观察与等待，伺机而行。1983年7月，任天堂以与众不同的产品定位和廉价策略，将第一批家用游戏机推向市场。别的厂家宣传自己的游戏机有玩游戏、计算、编排、学习等多种功能，而任天堂则宣称自己的游戏机只是具有游戏这一唯一功能，其操作方法简单明了，老少皆宜，所以不仅能让孩子着迷，而且能讨得家长的欢心。别的厂家将游戏机价格定在每台3～5万日元之间，而任天堂却将游戏机价格定在每台1.48万日元，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公司认为面向普通家庭的娱乐商品，必须做到低成本和低售价，公司的低价格策略是“放长线，钓大鱼”，当人们花不多的钱高高兴兴地买下任天堂的电脑硬件后，必然要购买软件（否则是玩不成的），而且要经常更换软件（这样才能不断有新花样），一套软件的价格在4000～6000日元之间，利润率是较高的，任天堂何愁不财源茂盛呢？就这样，任天堂1983年推出的游戏机以“画面清晰、内容精彩、价格大众化”的强大优势，一上市即被抢购一空，生产线加班运转也供不应求，一举将其他8家游戏机生产厂商全部打垮，任天堂游戏机在市场上独占鳌头。功能专一的家用游戏机大获全胜后，任天堂还紧追新科技的发展，不断开发新产品。1989年开发出微型便携的“少年壮志”游戏机。1990年又研制成功具有更清晰画面和更逼真立体声的“超级游戏机”，并将其上市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一年半，以煽动市场消费者的热望，上市后，立即被翘首以待的顾客踊跃抢购，掀起了阵阵市场热潮。此外，公司还不断花样翻新，为自己的游戏机配套设计了106套新奇有趣的吸引力强的专用游戏卡，一次次撩拨起消费者的欲望，一次次煽动着市场的热浪。任天堂自1983年首次推出游戏机，在近10年时间里，国内销售的各种游戏机达3400多万台，家庭普及率达50%以上，独占国内硬件市场80%的份额。在海外销售7400万台以上，仅美国的家庭占有率就达1／3。其软件在国内累计销售3.25亿个，海外累计销售4亿个，在日本电子游戏软件市场的占有率高达90%。全国1／3的玩具店和2000多个任天堂玩具专柜销售其游戏机和游戏卡。当时职工人数仅950名的日本任天堂公司税前利润高达1684亿日元，仅次于拥有7万多名职工和近3万家配套中小企业的丰田公司及职工人数达23万之众的日本电话电报公司而位居日本第三，人均纯利润为9000多万日元，堪称世界企业人均创利之最！△胡氏善算性格之解密（二）巧妙运作，谋事在心胡雪岩在经商过程中，能够及时洞察出眼前的“线索”，然后再付之以行动。这叫巧妙运作，谋事在心，把商战当作战场，故无往而不胜。的确，现代经商者要打一场漂亮的商战，也是谋事在人，而且在谋人心。在现代社会里，无论从事商业运作，还是企业经营，都必须懂得：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1963年，曾宪梓到香港求发展。在最初几年里，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放弃自己曾热衷多年的专业，混迹于小生意人的行业里，惨淡经营。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服装业受世界服装潮流的影响，西装盛行。穿西服必须打领带，一时间领带颇为抢手，而当时的香港领带业很薄弱。商机就在眼前。曾宪梓以区区6000港元为本钱，开始了创业之路。“一人工厂”诞生了。曾宪梓日夜操劳，自己选材，自己设计，自己剪裁，自己缝制，自己熨烫和包装。几乎倾囊中所有，第一批自制领带终于问世，只是无人问津，经销商甚至连多看一眼都不愿意。终于，有一天，一家商店的经理同意看一看他的领带，可是其出价之低，令人感慨，甚至低于成本费用，买卖自然不成。那位经理便把曾宪梓带到自己的商店参观，曾宪梓终于明白了自己所制的领带用料低劣、款式单一、色泽灰暗，难登大雅之堂。这种产品不会带来利润，只会招来别人的歧视与羞辱。全部家当打了水漂，曾宪梓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只有高档名牌产品，才有可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忍痛“斩仓”，将自己的产品出让给了街头地摊，用得来的钱买了几条国外产知名度高的高级领带，悉心研究，认真总结，终于领悟了名牌的真谛。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选料，认真加工，一批精致高档的领带问世了。曾宪梓拿着自己的硕果，穿梭般奔走于各大商店。终于，地处旺角的瑞兴百货公司经理对他的领带赞不绝口，只是担心知名度欠缺，一时难以大规模销售。曾宪梓欢心之余，痛下决心：愿以成本价换取与高档进口领带同列的资格。经过市场检验，销量不菲。瑞兴百货公司与曾宪梓私下结盟，形成产销一条龙，同时曾宪梓制作的领带价格远非一般香港领带所能比拟，并且销量直线上升。曾宪梓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并确定以“金狮”为商标，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名牌地位。“金狮”在香**树一帜，不久，曾宪梓将“金狮”易名为“金利来”。“金利来领带”从此成为“男人的世界”。曾宪梓没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针对知名度问题，投巨资展开广告战，一时轰动香港，驰名全球。“金利来”领带价格由原来的每条9.9元猛涨至100元，直逼国际知名品牌，并销往全球，依然供不应求。金利来的发展史，就是曾宪梓的艰辛史、成功史，它是曾宪梓动心动脑谋算的结果。△胡氏善算性格之解密（三）善于预见，可防失算胡雪岩主张做任何事情都要有预见性，不能急于出手。这说明，预见对于经商的重要性，如果缺乏这一点，经商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在现代经营中，如何巧妙构想、准确预测呢？下面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石油大亨罗伯·安德森叱咤石油王国数十载，是创建全美第七大石油公司——大西洋沃野公司的亿万富豪。探明并打出全世界有史以来油藏最丰富的一口油井的，是他；购买了9万英亩以上的牧场而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土地拥有者的，也是他；与中国政府合作勘探南中国海的石油蕴藏，签订了为期35年、耗资25亿美元的探油协议的，依然是他。正是这一连串令世人侧目的惊人之举，铺设出他那辉煌的成功之路。罗伯·安德森1917年生于美国芝加哥。安德森从小在邻近大学区的肯伍德地区长大。18岁时，考入著名的芝加哥大学。1939年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的矿物酒精公司任职。一年多以后，他辞了职，携新婚的妻子搬到偏远的新墨西哥州。1941年他独自尝试办厂。二战爆发，石油及汽油的需求量激增，安德森的煤油厂的利润也随之上升。他成为麦可煤油公司的总裁，不久又将这家公司改名为“杭多石油瓦斯公司”，并通过一系列的吞并及收购，逐渐壮大起来，从而迈出了他石油生涯的第一步。安德森显示了他非凡的经营管理才能。杭多公司在15年内扩充了6座煤油厂，并钻探到几口油井，铺设了长达500英里的油管。1955年他以200万美元收购了加拉威尔夏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很快便开始赚钱。两年后，安德森又将它卖给海湾石油公司，这一买一卖使他获利2100万美元。为更好地抵御风险，他决定开始多种化经营，便在新墨西哥及得州买下一系列的大农场，在农场里饲养一种叫布拉格斯的优质肉牛。到了1963年，安德森的杭多石油瓦斯公司已变得十分强大。他让公司与大西洋提炼公司合并，组建成大西洋沃野公司。他由此拥有价值3500万美元的50万股大西洋股票，占全部股权的5%。第二年，安德森担任了该公司执行委员会**。1965年，该公司董事长心脏病突发而死，于是48岁的他接任了公司董事长。首次董事会上，作为主持人的安德森不动声色，并很快发挥其强大的影响力。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加强内部组织系统化，断然关闭效益低下的加油站，并下令进行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革。安德森似乎总是具有超越平常人的预见能力。在用人问题上，他物色的总裁桑顿在以后的15年中都一直是他的得力搭档。而事实上，他的预见也大都是对的。1968年，他将公司总部从洛杉矶迁往纽约。他认为，公司要想成为一流公司，就应该迁到一个“企业气氛更为活跃的地方，要跟其他的大石油公司更为接近一点，纽约就是这个合适的地方”。果然，在纽约这个金融、贸易、工业和信息中心，大西洋公司如鱼得水，在十几年后果真成了美国十大石油公司之一。安德森的英明预见，在阿拉斯加北坡大油田的发现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北坡油田地处阿拉斯加的卜路后湾，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许多石油公司在这里钻探寻油，但钻井打了几百口，却未见有多少油，最终都灰溜溜地无功而返。唯有安德森还坚持让他的大西洋公司在那里继续钻油，因为他直觉上认为北坡应该有油，而且是大油田。当然，他的直觉是建立在对当地地质构造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1968年，他的信心与耐心终于获得应有的报偿。大西洋公司在卜路后湾发现了油藏，而且该油田很快被证实是有史以来油藏量最丰富的一个油田。由于这个油田的新发现，美国确切的石油蕴藏量在一夜之间增加了2倍。也正是这次大发现，使安德森一夜成名，一跃而跻身于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老板之列。阿拉斯加大油田的开采与利用，给大西洋沃野公司带来滚滚的财源。它的全部蕴藏量将会给这家公司带来将近1兆亿美元的收入。如果这些油是进口的，每年将花费90亿美元，因此，光是安德森的这个大油田，目前就能为美国一年节省下200亿美元的贸易收支逆差。阿拉斯加大油田被发现的消息，使大西洋沃野公司的竞争对手之一——海湾西方石油公司慌了手脚。他们不久便向辛克莱石油公司提议，要收购这家公司。安德森在风闻这一消息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必须抢先一步采取行动。他立刻亲自前往辛克莱公司，与其总裁路易斯面谈，陈述兼并对两家公司的种种好处。路易斯对他的提议深感满意，两人在晚餐席上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几天后，安德森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完成了对辛克莱石油公司的兼并。两家公司的兼并使大西洋公司的规模扩大了3倍，增加了阿拉斯加古巴路克油田、一座位于休斯敦的煤油厂、一个长达数百公里的油管系统、一家大型石化企业以及美国大陆中部的一些石油行销机构等。随着阿拉斯加大油田开采量逐日增加，数以亿计的美金纷纷涌入安德森的金库。大西洋沃野公司的股价疯涨，股利猛增，新投资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冲击下，安德森的公司也遭遇了经济危机，甚至有人扬言要收购大西洋公司。为此，安德森在1984年采取断然措施，以迎接挑战。他推出了一份内部结构重组计划，大幅度精减该公司的组织结构，职工总数从5.5万人削减到2.5万人。石油勘探及开发的计划也予以外包或延搁，亏损的非石油类计划则干脆一笔勾销。为筹措资金，他甚至把位于洛杉矶的公司总部卖了，换取资金重新买回价值40亿美元的大西洋沃野公司股票，从而避免了被收购的危险。这一举措使公司股票不跌反涨，仅在一年内就升值30亿美元。这样安德森仅用一年时间就使大西洋沃野公司顺利度过难关，各项业务蒸蒸日上。由于安德森的英明预见，并积极开发石油，使其顺利度过重重艰难险阻。